論及當代環境史，自然保育（conservation）與保存（preservation）為研究者必然提及的一組關鍵詞。就前者而言，研究者必然提及者為20世紀上半葉一手創建美國林務署（Forest Service）、並與羅斯福（Theodore Roosevelt, 1858-1919）總統推動保育運動（conservation movement）的林學者平肖特（Gifford Pinchot, 1865-1946）。以其林業思想為例，研究者指出，保育係把自然視為資源，以效率與效益為依歸，透過設置國有林、於政府中設置專職機構之法經營自然，務求為最多人在最長時間內尋求最多利益。至於保存，研究者則會舉「國家公園之父」繆爾（John Muir, 1838-1914）的例子。研究者指出，這位深受浪漫主義影響的作家與登山家，即便一開始支持平肖特與羅斯福總統的保育運動，隨即因理念不合而漸行漸遠。研究者認為，就繆爾而言，不受人為干擾的「自然」有其不可取代的美學價值與神聖性，為造物者在塵世間精心構築的神殿；因此，繆爾認為，政府非但不應以效率與效益為名妄加經營自然，反倒是要將那些還未被文明蠶食鯨吞的「荒野」（wilderness）劃入「國立公園」（national park），確保其不再受到任何人為干擾，為身心俱疲的都市人留下一片可徜徉其中、身體與心理同獲滿足的淨土。
對環境史研究者而言，對前述敘事，應是耳熟能詳。然而，過去十餘年來，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對當中的美國例外主義與擴散說感到不滿，認為不同社會常有對自然的獨特看法，且此看法往往是知識交流的結果，並會影響保育或保存手段的行使。我將介紹晚近環境史研究者如何重探保育與保存的議題，並以日治時期臺灣的森林保育與國立公園設置運動為例，說明前述見解如何幫助我們理解日治時期臺灣的環境史。